苏未济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看着宋婧道：
“心中有冲突在发生，那么病人的抗拒便更巧妙、更委婉一些。病人至多会对心理医生表现一点通情达理的看法。假如病人的无意识产生出自发的感情反应，他也绝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总之，病人常常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对抗。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暧昧，医生常难以得出清晰的印象，病人的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医生谈起他的问题只会使他震惊、不安。医生如果多次提及这些问题，病人便公开怀疑医生有什么动机。这个心理医生是不是要使我合群？这种方法只会引起病人的蔑视。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病人知道离群索居的缺陷，病人便惊恐不安、烦躁易怒，他可能意欲离开医生。在分析过程以外，他的反应更强烈。平常本来是沉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恼怒而变得僵硬冷漠，或出言不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病人一想到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参与行动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真正恐慌起来。即使他不慎卷了进去，他也会不顾一切使自己脱身出来。比起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这种病人更有本事发现逃避的办法。正如一个病人曾经说过的，假如是在爱情与自我孤立二者之中进行必居其一的选择，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自我孤立。这又带出了另一个特点：他不仅用一切能够用上的方法来防卫自己的孤立，还觉得为了孤立，任何牺牲也值得。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都抛弃了，在意识，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无意识中，他便自动地实行了对欲望的压抑。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一定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有希望理解孤立具有的功用，从而最终对患者进行治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几种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中，每一种都自有其积极的价值。在亲近人的类型里，患者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友好的关系；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他在竞争性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在回避人的类型里，他企图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只是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的、僵硬的、盲目的以及相互排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本来具有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种价值。
自我孤立的确有很大好处。意味深长的是，在所有东方世界的哲学里，孤身独处都被看作是达到精神的更高境界所必需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意愿与神经症孤独混为一谈。在前者，孤立是人的自愿选择，被认为是达到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选择了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有可能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后者，情况则不同，神经症冲突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从这当中同样可能得到好处，虽然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程度。纵然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力量，自我孤立者有可能保持某种纯正诚实。当然，如果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良好的真诚的社会里，这种品质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妒忌、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弱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诚实而遭殃，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自己的品质。还有，由于神经症通常会剥夺心灵的平静，自我孤立倒可以通向内心的安宁和沉静，所做的牺牲越是大，所得到的安宁也越大。另外，假如患者在他划定的“魔圈”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窒息掉自己的情感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感情。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他对世界的观照和相对来说不那么严重的神志错乱，都有助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和表现——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孤立是创造性必备的前提，而是说在神经症状态下自我孤立可以提供最好的机会以表现患者潜在的创造性能力。